在庙坎这个被喀斯特地貌绵密的针脚缝死在乡村四至界限上的村庄里,李开文始终是一个外来者。
尺幅内的生活日常,最突出的颜色是白,苍白的白,空白的白,扯白的白。在一望皆白的天地中,一条山路像躲避晨昏反复的饥饿一样,一溜烟往山顶上跑,弯曲的身躯像极了我们熟悉的蚯蚓,像极了老去的祖父裹满虱子的纱布裤腰带,像极了在无尽的是非中把自己挂在树上的肖寡妇留下的五尺白绫。这山路,是少年时代的我们“到远方去”的“出口”,也是我们走不出去后沮丧地回到家的“归途”。很多时候,我会这样想:一条山路都已经腐朽得像一声咳嗽一样经不住下一阵风暴和雷霆的侵蚀了,是根本没有必要保留着一条路的名字的,但它偏偏就有一个名字——郭家弯子。有就有吧,为什么要以村里唯一的郭姓去命名呢?为啥不叫尹家弯子、刘家弯子、涂家弯子?再不济,也应该叫雷家弯子呀,村里姓雷的有两户,人口大小十几个,忙时种地,闲来耍马,日子始终被弄出了一定的响声。
姓郭的单家独户,从我记事起,就只有一个人了,叫郭登翠。郭登翠的母亲不姓郭,还活着,活得像一条蚯蚓一样,终日慢悠悠地在院子里蠕动着肥胖的身子。郭登翠的父亲姓郭,叫郭应举,我没有见过,他在我还未来到这个狭小的世界之前就死了,据说是死在那条山路上,被一匹马踩烂了头颅。郭登翠像一根蒿枝一样活着,走道时往往喘着粗气,喉咙里像有一根线似的,“呼哧呼哧……”行动窸窸窣窣的郭登翠,长到二十来岁,嫁给了外来者李开文。那时候,“上门”在人们眼里是一种耻辱,耻辱之处在于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连基本的“志气”也没有,不能在自己的房子里风光地迎娶女人。上门女婿李开文对人们在背后的议论置若罔闻,他个子高大,走路带风,手里握紧的绳子里总系着肥壮的牛马。李开文早上不去集市上的时候,会把牛马牵到山路上去,让它们啃食地埂上的野草,一边大声地唱起了山歌:
老远望妹下山来,
身对身来怀对怀。
看到看到要挨拢,
算路不跟算路来。
“哎呦,这山蛮坡。”那些上了年岁的妇人,端着簸箕在核桃树下翻找黄豆中的泥沙,那粗野的嗓音在村庄里回荡的时候,她们总会把没了门牙的嘴巴张开,侧着耳朵听,然后小声地骂一句。其实那些年,在庙坎这样的村子里,历来都是你唱你的,我听我的,就像风吹风的、雨下雨的一样,日子白得一不小心就打上了瞌睡。然而有些时候就是不一样,比如李开文唱山歌的时候,比如他唱完一首再唱一首的时候,总有些人会怀着一点点不怎么看得出来的期待。
李开文的“娘家”在大堰河边。大堰是一个村民小组,和庙坎一样,且同属一个村,只不过大堰在低处,不只是低那么一点点,而是低了很多。小时候我们去大堰街上看露天电影,感觉一直在走下坡路。和大堰比起来,庙坎是名副其实的高山。既然是高山,就应当拥有被低处的人取笑的由头,比如就汤的蘸水里没有葱花,将个头肥大的柚子认成梨,以为面条是长在树尖上的……来自低处的李开文经常对庙坎人说,“你们高山人把茅厕挖在门槛脚,一边吃饭,一边看门洞里白花花的大*。”和大堰相比,庙坎没有的东西主要是那一条河。虽同属一个村,但流水总往低处去,而最遗憾的是,它磅礴的身段没有经过庙坎,只把一条小得几乎看不见水花的小溪扔在村口那个叫“蚂蝗沟”的地方。没有河就没有河吧,我们这些被李开文称为“山螃蟹”的庙坎人同样拥有游泳的梦想,怎么游?在哪里游?到蚂蟥沟里去,用石头在较为宽阔的地方堵一个水塘,把身子放进去,双手撑在沟底,两只脚使劲地扑腾,沟里的泥沙一下子冒出来,大大小小的男人们一个个像烧糊的土豆,从沟里站起来,找一股清水洗净身子,吵嚷着回家去了。那时候,我们把游泳叫成“洗澡”,我们问李开文,“在大河里洗澡一定很好受吧?”“当然好受,只是死得也更快。”他说这话的时候,满脸的鄙夷。
当然,和大堰相比,庙坎没有的东西还很多,比如那一条小得不够撒一泡尿就走完的街。我的父亲常说,大堰街虽小,却小得精彩。我不知道精彩在什么地方,我的记忆里,大堰街上放电影的时候,那条巴掌大的街道里站不下几个人,很多人跑到房顶上去观看。房顶不是水泥板,是茅屋顶,是瓦顶,是有坡度的。那些趴在房顶上的人,像用透明胶布贴上去的一样。大堰街就在大堰河边上,电影还没开始放映的时候,河水的涛声很大。我站在一块石头上,一眼就看见河对面的山顶上升起的月亮。月亮很白,白得让人急促地发育,白得让人想谈一场恋爱。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大堰河两岸有很多让人心疼的爱情故事,那些年轻人相拥投河的“事件”让我坚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比小人书上写的还要离奇。
李开文的“娘家”在河的这面,也就是说,他要是从庙坎回家,不用趟过那条大河。电影放映之前,我和几个和我一般大的少年问着路去过他家,两个“进出”的石头房里,住着三代二十几口人。他有很多兄弟姐妹,全都挤在那座不足50平方米的房子里,这使我突然明白,他为什么要“上门”到庙坎去。电影放映之前,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不是当晚的电影是什么内容,也不是李开文的那些“家里人”对我们这群毛孩子的冒昧闯入有什么感想,我们谈论最多的,是那条名叫大堰的河。
我们不止一次讨论过大堰河变粗的身段里接收过哪些小溪的注入,我们知道,庙坎村口的蚂蟥沟,几乎是和我们一样一路小跑,一头扎进大堰河里去的。当然,在奔向大堰河之前,蚂蟥沟在瓜果村的陈家湾和一条从大山营盘流淌下来的小溪成功牵了手,让水流变得更大一些;我们还知道,它流淌到了一个叫上槽的地方,又和从上游一个叫“河沟头”的苗寨里流淌下来的小溪深情拥抱,逐渐有了波浪。然而大堰河之所以很大,并不仅仅是仰仗蚂蟥沟、陈家湾或者河沟头的水,而是来自我们通常认为的上游香坝。香坝河的壮观我是听说过的,我的小姑姑就嫁到香坝河边一个陡峭的村庄里。父亲曾经讲过,我小姑姑不小心把木质的洗脸盆打翻了,圆形的盆子一路往下,滚过几十块坡地,直接滚进香坝河里去。小姑姑后来听我说了这个“传言”,流了很多眼泪。关于香坝河边的村庄,我不想去过多地述说,因为我的小姑姑后来去浙江打工,多年没有回来,现在连老房子也找不到了。在我成为一名河流的执着观察者之后,曾沿河而上,从香坝河走到上游的罗甸河,从罗甸河走到上游的妥泥河,又从分叉处分别去了毛坝河、文笔河、果珠河、雨洒河,后来走到现在人们公认的赤水源头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满身油腻的中年汉子了。
来自大堰河边的李开文,到现在已经在庙坎生活了三十多年,在他经营牛马生意的这些年,从一个精神的彪形大汉变成了一个被烧酒弄坏身子和脾气的老者,时不时醉了酒,便会在村子里破口大骂我们这些“高山人”。当然,庙坎的村子里,这些年只剩下一些举不起犁头的老人了,也就没有人与他计较。李开文在庙坎的三十多年,他是怎么过来的,所有人都很清楚。那条以一户姓氏命名的山路,在李开文来到庙坎后的第五年,又以一个小小的地埂滑坡将他的女人郭登翠吓得半死不活,神经兮兮地过了半年,撒手而去了。李开文没有悲伤,他和我们一样,像个在“事头”里帮忙的亲戚或邻居,大碗喝了酒,把亡者抬上山去,便忙着去以勒街上赶牛马场。他的两个儿子,大多数时间寄居在他妹妹家里。李开文的妹妹是我的二婶,我们同住在一座木质房子里。我们的房子和李开文家的房子,中间只有五六米的距离。
这些年,我不断地在一条河边行走,好几次经过大堰河,去过一次李开文的“娘家”。之前的房子拆了,他的弟兄们把新家安放在河边不同的地方。他的父亲已经离世,母亲搬到庙坎和我二婶一起住。他的侄子们大多在外面打工,留守在家的妇女和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也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
我回到庙坎,也能遇见李开文。他现在的女人是从茶木来的,带来了三个孩子,又给他生了两个。他大多时候都端着一个酒碗,见了我,就往我手上递。
“喝两口嘛。”他说,“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几口酒就老了。”
我称他三舅。我说,“我还是喜欢你在山路上唱山歌的样子。”他笑,又喝一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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