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练地摊”,就是在街头餐馆门前喝啤酒。他还喊了一个“下岗职工”同学。我们的老家都住在那偏僻的小山村——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我们老家的家相距都不远,曾同在一个破旧的学校上学。我是最早被推荐跳出“农门”进诚公干的人;那个“下岗职工”,是我进城公干后才被推荐进城当工人的。“小老板”,则是八十年代后期,进城经商办企业发达起来的“暴发户”。唯有那个“农村老家来的同学”,还在农村老家耕种着“包产到户”分给他家的二亩地。我们四人中,最富有的是“小老板”。“小老板”,天智聪明,不安分,好折腾,人称“精灵鬼”。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他看不起生产队分给他的二亩薄地,整天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瞎折腾。功夫不负有心,日复一日,他还真折腾出点名堂来,现在已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说是百万富翁,其实资产还不止一百万,究竞有多少资产,他不讲实话,我们也不便多问,估计有三、五百万吧。他有一个珍珠岩加工厂,一栋别墅,一辆宝马,一个家庭餐馆,我们都称他为“四个一编外*”。虽是戏言,其实一点也不假,每月净收入七、八万元,比编内*收入高得多得多。听说近两年他又在圈地,投身房地产开发,估约么再过几年,他将踏在当地*和民众的肩膀上把自己“生产”成千万富翁。我们四人中,最穷的是“下岗职工”。他七十年代初期,经所在大队、人民公社推荐到县化肥厂当工人。开始是“亦工亦农”性质,后来转为“集体工”,再后来转为“全民工”。他转为“全民工”不久,大概是九十年代中期,他所在的企业在经历改制后,被私营企业老板收购了,他下岗了。他是一个老老实实做实事、干活的人,在学校时的外号叫“老黄牛”。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在人民公社组织的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被评为劳动模范。他就是因为有了劳动模范的头弦后,才被当时的公社**点名推荐进工厂当工人的。他进工厂后,被分配到锅炉车间烧锅炉。他在锅炉车间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从一名普通的锅炉工,逐步成长为锅炉车间主任,全是干出来的。他不分昼夜地干,不知出了多少力,也不知流了多少汗。二十多年来,他不是被评为生产标兵,就是被评为劳动模范,荣誉证书、劳模奖状一大堆,就是不能当饭吃。从工厂下岗回家后,靠低保度日。为了生计,他到私营企业去打工,老板嫌他没枝术。他到建筑工地出苦力,工头说他年纪大。为了生计,他曾想搬回老家种地,村里干部说:“你的户口己迁走,这地没有你的份。”无奈之下,他只好扛把锄头在城郊偏僻处开了二分地种菜,以补家用。目前,他还住在工厂家属院低矮潮湿的平房里,依靠退休金生活,日子过得很艰苦。“农村老家来的同学”和我,经济状况属于“中不溜”,他有地种,我有工资,日子都还过得去。我们四人见面寒宣一阵后,便各自落座。我当仁不让地坐了上席,这倒不仅仅因为我是“官”,主要是因为我年纪大,我是哥,他们都是弟。“下岗职工”和“农村老家来的同学”分坐在桌子两边。“小老板”坐下席,一是因为他年纪小,二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今天他买单,我们这里就是这规矩。我们坐定后,我和“小老板”便天南海北的侃起来。我们一会说到“六方会谈”,一会说到“东盟峰会”,一会又扯到“小老板”的工厂生产和房地产开发,他涛涛不绝,我侃侃而谈,好象我们分别是国家和企业的新闻发言人。说到农业税减免时,“农村老家来的同学”也偶而插两句,唯有“下岗职工”一言不发,时而用疑惑的目光望望我们。饭菜端上来后,“小老板”开始行使东道主的职权:开瓶、倒酒。为了缓和一下沉闷的气氛,我殷勤地把酒端到“下岗职工”和“农村老家来的同学”面前。并带头端起酒杯与他们碰杯。酒过三巡之后,“农村老家来的同学”似呼有点酒意,主动端起酒杯与我们分别碰了三杯。“下岗职工”除被动地应对碰酒外,还主动开瓶自酌自饮。他喝完一杯又倒一杯,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我担心把他喝醉了会伤身体,于是就试探着转移话题。回家后,我一直在思考“国营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应该有什么”的问题。经过反复的思考,我感到这不仅仅是原国营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应该有什么的问题,也是当前和今后国营集体私营企业职工应该有什么的问题。经过反复思索,我从我国“耕者有田”和国外国家、资本家给工人配股中受到启发,得出的结论是“耕者有其田,工者持其股”。这个命题,要想由理想变为现实,还需靠我们执政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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