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何鄙视"言必信"?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和弟子们路过蒲邑时，恰好碰上公叔氏占据蒲邑而背叛卫国，孔子一行于是遭到拦截。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长得高高大大，威武勇猛，他是拿出自己的五辆私家车来随从孔子的。身陷困厄的境地，公良孺挺身而出，放言“宁斗而死”，跟蒲人恶战起来；子路、冉求等“有勇力”的弟子当然不会傻看着，必定也投入了战斗。蒲人这下慌了，对孔子说：如果你们不去卫国，可以放你们走。孔子答应了，双方还做了盟约。然后，蒲人放孔子师徒从东门离开。可刚走出蒲邑不远，孔子就让驾车的弟子转往卫国的方向；弟子子贡疑惑地问：“盟约难道也可以违背吗？”孔子说：“在胁迫下做的盟约，神明是不认可的。”到了卫国，卫灵公问孔子是否可以攻打蒲邑，孔子说可以呀，并讲了一番可攻的理由；卫灵公称善，但结果还是没有去伐蒲平叛。
　　诚然，太史公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确有些误记讹传的内容，其中甚至不无“小说家言”的笔法。不过，怀疑乃至否定上述记载的真实性，总须有确凿的证据，不然就难以令人信服。再说，如此记述也绝无厚诬的“故意”，因为对于孔子，司马迁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就像记录孔子承认自己“似丧家之狗”一样，这则对蒲人背信违约的故事，司马迁并不觉得对于孔子形象会有丝毫的损害。
　　认定孔子绝不会“背信”的人士，似乎“忽略”了先师的一则教导——
　　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如今人们一般都正面理解“言必信，行必果”，以为这就是“说话算数，言出必行”，是值得称赞的好品格。但孔子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说话必定信守承诺，做事必定坚决办到，这是“硁硁然小人哉”——浅薄小人的表现。孔子这话也是对子贡说的。子贡虽然做生意很精明，但在蒲地遭遇困厄时，他还只有二十来岁，师从孔子的时间不长，*上还不大成熟，所以有“盟可负邪”的疑问。生姜毕竟是老的辣。孔子在蒲人胁迫下立盟约，这是一种*策略，夫子可没有把它真当回事，死板地拿“言必信”来束缚自己。想想这确实也没有什么不对。打个比方说，你被坏人打劫了，为免再遭不测，你对坏人发誓绝不报警，可一旦脱险，你就直奔警局，难道能怪罪你“言而无信”？当然不能。孔子在这件事上“背信违约”，确实是无可指责。
　　自称“私淑”于孔门后学的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所谓“大人者”，是指有身份地位的人，或有显赫声名的人，或如孟子所说的“天之将降大任”的那种人，即做大事、成大气候的人。“大人者”既然跟“硁硁然小人”迥然而异，那么，与“言必信，行必果”截然相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就是合乎逻辑的了。至于“惟义所在”，有把“义”释为“道义”的，其实，义者宜也，在这里解为“宜”更确切一些。孟子的意思很明白：说话不一定要守信，行事不一定要坚决兑现，只取决是否合宜而已。因此，什么“一诺千金”，什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对于“大人者”显然就不怎么适用了。
　　笔者认为，对孔子“背信违约”于蒲人之事，大可不必虑其有损孔子的令名，因为将盟约藉胁迫的手段强加于人，这本来就是不义的；因此，即使孔子对它“背信”了，也算不上是“弃义”的行为。倒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句话，笔者觉得不无可虑可议之处。真正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看上去诚然是浅的，他们一般都缺乏城府，拙于算计，不谙权谋，他们可能被人欺之以方，往往会吃亏招损，这样的人确实不是搞*的料，或许也成不了所谓的“大人者”。有的注家将“言必信，行必果”解为不分是非黑白，这是意义的添加，其实，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又何尝没有是非，只是他们自有其衡度是非的标准罢了。当轻诺寡信（老子有言：“轻诺必寡信”）、诡诈权谋盛行充斥于世时，“言必信，行必果”便益显其稀缺且难容于世。这是一种直道，奉行它的人尽管*上不成熟，谋虑上欠周全，但毕竟在品行上算得上是君子。孔子虽然把这种人勉强算作最次等的“士”，却还是难抑鄙夷地将他们归入浅薄“小人”之列。
　　孔子在对子贡说这话时，没有明指“硁硁然小人哉”是谁，笔者揣想很可能就是指子路这样的人。据《论语》记述，孔子对子路有一字之评：“喭”——鲁莽。又记“子路无宿诺”——子路对承诺从不拖延；“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听到什么，若还没有能做到，就唯恐再听到什么。可见，子路是个重诺守信、行必有果的人，终其一生都是如此。而孔子恰恰对此不满意，甚至预言子路“不得其死然”——不得好死。平心而论，以孔子的世事洞明，不赞赏“言必信，行必果”，自有其一定的道理。世界如此复杂，岂能简单处之？尤其在人心叵测、世象险恶的现实中，言行鲁直而欠谋虑，更可能咎由自取。循循善诱的夫子，对子路这样的弟子，本可以教导他们头脑要复杂一点，多留点心眼，说话做事不要总是“必”呀“必”的，做君子可没叫你们去做傻气的君子！然而，夫子似乎没有作这样的开导，而是对“言必信，行必果”的奉行者，一古脑儿地贬之为“硁硁然小人”。这，是不是责之忒苛了呢？
　　孟子则是从“大人者”的角度，正面申明应该怎样——“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如果说“言必信，行必果”是刚性的话，那么，孟子说的这条“大人”法则就是弹性的，“大人者”可以按他们的“义”，伸缩自如，灵活应用。话不妨说得很动听，承诺也可以极诱人，却不一定要信守并且切实兑现，至于合适的理由，还怕找不到吗？我们虽然可以相信，孟子说的这一法则，并不是想让“大人者”乘隙耍猾，可也不得不担心它会被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地巧为利用，成为种种背信无良行径和虚伪之徒的护身符。事实上，背信无良的“大人者”，自古以来，也确实是层出不穷，多得数不胜数。这里且举近代的一例：被称为“康圣人”的康有为，在二十世纪之初著《大同书》，在书中他主张一夫一妻制，说：“其亚洲旧俗，一男得兼数女，而女子被制于男，故虽极苦而勉强守之，然于人道自由、*天赋之义，已逆背而不乐矣。”话说得何等之好，简直称得上是“圣之时者”了。但康圣人说得如此美妙，却不是用来信守躬行的，后来他在西湖边筑庐，又娶了个孙女辈的姑娘，做他的六姨太。什么“人道自由、*天赋之义”，这些漂亮话不过是书上说说罢了，“逆背”的事仍无妨坦然照做不误。——当然，这只是“小焉者”的事例。观诸那些有权有谋、人莫予毒的“大人者”，出尔反尔，无良无行；背信毁约，食言而肥；阴谋阳谋，为云为雨，愚弄百姓，荼毒苍生……康圣人言行不一的区区纳妾小事，简直就不足挂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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