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地方,“地瓜”指的也不是同一种植物,既有指凉薯的,也有指马铃薯的,而通常所说的地瓜指的是红薯,也就是山芋、番薯,与辣椒、玉米等一样,红薯并非中国原产的农作物,而是来自美洲,随着近代西班牙殖民者发现美洲之后,随着西班牙人的脚步而传到了世界各地,明清时期传入我国。
由于红薯非常高产,且耐旱耐涝耐盐碱,传入中国之后迅速普及开来,清朝时,红薯、玉米等一系列高产农作物也促成了当时的人口猛增,甚至有将“康乾盛世”说作是“红薯盛世”的。另外红薯也是一种各类营养含量极高的食物,除了能够食用之外,还可以用于制糖、酿酒,用于工业生产领域,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优质农作物。
而关于红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目前公认的就是明朝中晚期
明万历时,觉得科举前途无望的福建人陈振龙,受到当时东南沿海经商风气盛行的影响,开始从事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奔走于福建与吕宋之间。
当时的吕宋,已成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而岛上的西班牙人,时常前往明朝采购大批的生丝、茶叶与瓷器等,美洲的白银涌入明朝,而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很多人都从事着福建与吕宋之间的贸易产业,吕宋岛上的华人数量很多,福建“中产子弟,什伍游食在外”,陈振龙在吕宋赚了钱的同时,也尝到了红薯。
陈振龙在吕宋见到的红薯,不仅耐旱易活,而且生食熟食都可以,且味道很美,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与济世的作用,因此就萌生了将其带回中原的想法,倘若成功的话,定然是一件能造福万民的美事。
然而,当时占据吕宋岛的西班牙人禁止红薯外传,陈振龙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成功,反而还引起了西班牙人的注意,直到第三次,陈振龙将红薯藤用泥涂上,裹在缆绳上,费尽周折,最终才成功带回了福州,不过红薯刚到福建,陈振龙怕其“土性不合”,因此只是在自家的空地上进行了种植,并没有立刻推广开来。
相对于水稻小麦,红薯的产量简直惊人
按照史料记载进行折算,古代北方每亩麦子单产量仅有300斤,南方的稻谷产量,平均是577斤,而这些还是在明朝时期,一系列水利建设与农业技术进步之后才得到的产量。
相较而言,红薯的产量可谓感人,明朝晚期,红薯已经开始全面推广开来进行种植,一年能够种植两季,春季亩产能够达到2000公斤,夏季为1000公斤,也就是6000斤。
说得再直白些,红薯的产量比起水稻小麦,简直翻了十倍以上,原本只能养活一人的田地,若是改种红薯,就能养活十个人,而且红薯的适应性很强,很多不适合种植水稻与小麦等常规粮食作物的土地,却能种植红薯,使得耕地面积得以迅速扩大。
红薯先在东南普及,在江南推广却一波三折
按照明万历年间的《漳州府志》记载,陈振龙将红薯带回之后不久,福建地区就遇到了旱灾,粮食产量剧减,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将红薯苗献给了官衙,在各地开始推广种植,由于红薯的易活高产,迅速普及并且拯救了大量的性命,很快就成了福建与浙南等地民众赖以生存的重要粮食作物。
而在陈振龙从吕宋带回红薯的同一时期,有浙江商人从日本带回了红薯藤,种植在浙江的寺庙之中,不过仅作为观赏植物,直到清初,陈经纶的孙辈前往江浙一带推广红薯时发现,富庶的江南之地民众,对红薯不屑一顾。
红薯随着迁海令与移民流动,得以在全国传播
清朝建立之后,正式下达“迁海令”,将所有沿海的民众向内陆的山区迁移,沿海的船只、屋舍和稻田等统统毁去,在持续数十年的迁海活动之中,大量的民众*走向深山,因此丧生的人比比皆是,而侥幸活下来的人,只能在贫瘠的山区艰难求生。
内陆山区的土地本就贫瘠,而且耕地稀少,能够种植的农作物非常少,尤其是能够种植水稻与小麦等传统作物的土地,这种情况下,红薯成为了救命的作物,得以普及。
另外,清朝初期为填补四川地区的人口空缺,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运动,而移民之中,除了大量湖广民众之外,也有很多的江西、两广等地的移民,还有上百万的客家人,也正是这样的大规模迁徙,将红薯带到了深居内陆的四川。
乾隆时期,红薯种植基本遍布整个长江流域与其以南的地方,而红薯传播到北方,也是因为当时发生的几场大旱,在陈振龙的后人陈世元等人的努力之下,红薯率先传入了山东与河南两地,随即在整个北方开始推广,到乾隆晚期,红薯已经成为北方一种极其普遍的农作物。
红薯,也就是番薯、地瓜,传入我国的方向并非是单向的,而是从各个不同方向传入,陈振龙也只是带回红薯的其中一人,但红薯传入我国的时间,大致都在明朝万历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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