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吗神童

有啊，

据《儿世说》所记，神童岳柱8岁时，观其师何澄画《陶母剪发图》，画的陶母家贫为待客人，剪发以换酒，岳柱观画发现陶母手上戴着金钏，他就指着金钏问其师说：“此可易酒，何用剪发？”老师何澄大为惊奇。据说，清代著名学者戴东原10岁时老师对他说：“《大学》里头的章句是圣人孔夫子的言论由曾子记述下来的；其中也有曾子的言论，那是由曾子的学生记述下来的。”戴东原听了便问：“怎么知道这是孔子的言论，由曾子记述的，那是曾子的言论，由曾子的学生记述的呢？”老师回答说：“那是先儒朱熹的注解里说的。”戴东原纳闷了，又问：“朱熹何时人？”老师说：“南宋时人。”戴东原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老师说：“东周时人。”戴东原又问：“东周和南宋相隔有多久？”老师说：“大概二千多年。”戴东原更加疑惑：“既然相隔二千多年，朱子何以知孔子、曾子的事呢？”问得老师无言以答。
《儿世说》记，“司马光公幼与群儿戏，一儿堕水瓮中，群儿警走，公取石破其瓮，即得出。”“文彦博。潞公，幼与群公击球，球蹴入柱穴中，公以水灌之，球浮即出
《册府元龟?总录部?幼敏》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神童甘罗，十二岁时为秦相吕不韦的舍人。当时秦始皇想派臣张唐出燕国为相，联燕伐赵，以开拓河间之地。张唐对吕不韦说：“当初我为秦昭王伐赵，赵国十分怨恨我，曾说：谁要是能抓到张唐，赏百之地。今去燕，必经过赵国，所以我不能去。”吕不韦听了很不高兴，但也未勉强他。甘罗问吕不韦：“君侯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吕不韦说：“我令蔡泽为燕国做事三年了，燕国将太子子丹作为人质入秦，我亲自请张唐去燕国为相，他不肯去。”甘罗说：“我去请他。”吕不韦叱责他说：“去！我亲自请他都不肯，你怎么能行？”甘罗说：“大项橐七岁为孔子师，而我今已十二岁，你可让我去试试，为什么要叱责我？”于是甘罗去见张唐，问张唐：“你的功劳，可与武安君相比吗？”张唐答曰：“武安君南面挫败强大的楚国，北面威震燕国和赵国，战胜攻取，破城陷邑不知其数，我不如他。”甘罗说：“在秦国，应侯与文信侯（吕不韦）谁的权力大？”张唐答：“应侯不如文信侯。”甘罗说：“应侯想攻打赵国，而武安君从中阻挠，因而离开咸阳七路而立死于杜邮。今天文信侯亲自请你去燕国为相，而你不肯去，我不知你将死于何处。”张唐便答应去燕国。张唐出发后不几日，甘罗对文信侯吕不韦说：“请借我五辆车，为张唐先报赵国。”文信侯吕不韦乃入奏秦始皇说：“昔日甘茂的孙子甘罗，虽然年少，但是名家的子孙，对其才能诸侯都有所耳闻。今张唐称病本不想去燕国，由于甘罗前往说服而去了。甘罗现在愿先往赵国报信，请允许他去。”秦始皇召见甘罗，并遣使赵国。赵襄王亲自到城外迎接甘罗。甘罗对赵王说：“大王听说过燕国太子丹入质秦国的事了吗？”赵王答曰：“听说过。”又说：“听说过张唐入燕为相的事了吗？”赵王答曰：“听说了。”甘罗说：“燕太子丹入秦，说明燕不欺秦，张唐入燕为相，说明秦不欺燕。燕秦不相欺，联合伐赵，赵国就危险了。燕秦相联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攻赵以扩展河间地区。大王不如赠我五座城池，以广河间，我回国请秦王遣还燕太子，这样，强大的赵国便可去攻弱小的燕国了。”赵王当即割五座城池给秦国，秦国归还了燕太子丹，解除了秦燕联盟。随后，赵国攻打燕国，夺得上谷三十座城池，送秦国十一座城。甘罗回报秦王，秦王封甘罗为上卿。
汉代外黄县令舍人的儿子（史失其姓名），年仅十三岁，当时项羽攻打外黄城，不几日，外黄的守城人投降。项羽命令将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男人赶到城东，准备坑杀。这个县令舍人的儿子前去对项羽说：“彭越强劫，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又皆坑之，百姓岂有所归心哉？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羽听他说的有道理，便赦免了准备坑杀的人，这之后，外黄以东至睢阳各城，听到这个消息，都争着投降项羽。
年仅十岁的孔文举，随父到洛阳。当时李元礼很有名气，官拜司隶校尉。登门拜访的人都很有才能，需称为其表亲才得以进。当时文举来到李府，对守门人说：“我是李府的君亲。”得入。见面后，李元礼便问他：“你和我有何亲戚关系？”文举回答说：“过去，我的先人仲尼与你的先人伯阳有师生之尊，所以我与你有通世之好。”李元礼和宾客莫不为之惊奇。后来太中大夫陈韪到了，别人就把刚才的事告诉了陈韪，陈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说：“想君小时，必当了了。”使陈韪很难堪。孔文举在受到别人贬低时，能迅速地做出反应，接过别人的话题，巧妙地予以反击，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从其对答之中可见其思维之灵活，反应之敏捷。
据《涌幢小品》所记，汪洙，鄞县人。九岁善诗赋。当他牧鹅经过供祠孔、颜等文人的宫殿时，见殿宇颓败，心中叹息，写诗曰：“颜回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地方官惊奇其才能，召见他。当时他穿着短衣衫。问他：“神童衫子何短也？”他答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
泰和人郭中允，小时和一长者共浴一池。偶尔有一龟浮于水上，长者出对云：“龟浮水上分开绿。”郭中允对云：“鹤立松梢点破青。”崇安人翁迈，年十三岁，以聪明敏慧成为郡里头一名。邑宰欧阳竦出诗以试他，诗曰：“笋出钻钻天。”他应声对曰：“蕈生钉钉地。”郡守看他年幼，对他不以礼相待。问他：“小解元读何书？”他答曰：“《诗》之《相鼠》篇。”都是讽刺郡守的。后设宴，小艺妓上前请他题诗，他当即题诗云：“年未十三四，娇羞懒举头。尔心还似我，全未识风流。”郡守大为称赞。陈佑山之子，年少聪慧，九岁时，陈佑山指笔架作对说：“笔架如山，”其应对曰：“棋盘似洛。”又说：“苏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对曰：“程门二弟兄，德义堪尊。”贵溪人周一经，六岁跟随父亲入郡，朝阳东升，人出对云：“东方日出天开眼。”其应声答曰：“西岳山高地出头。”京山人王格，五岁时，父读书时，他侍其侧。父令对曰：“眷台四角正。”应声答曰：“佛殿两檐高。”
二、反应敏捷
据史料所记，我国古代神童，大都反应敏捷，不论在出诗答对或应付别人的诘难中，都能迅速地、恰到好处地、得体地予以应答。关于这方面的纪事是十分丰富的。

据刘义庆所编《世说新语?言语》中所记，年仅十岁的孔文举，随父到洛阳。当时李元礼很有名气，官拜司隶校尉。登门拜访的人都很有才能，需称为其表亲才得以进。当时文举来到李府，对守门人说：“我是李府的君亲。”得入。见面后，李元礼便问他：“你和我有何亲戚关系？”文举回答说：“过去，我的先人仲尼与你的先人伯阳有师生之尊，所以我与你有通世之好。”李元礼和宾客莫不为之惊奇。后来太中大夫陈韪到了，别人就把刚才的事告诉了陈韪，陈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说：“想君小时，必当了了。”使陈韪很难堪。孔文举在受到别人贬低时，能迅速地做出反应，接过别人的话题，巧妙地予以反击，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从其对答之中可见其思维之灵活，反应之敏捷。

我国古代对诗是衡量一个人才学和智慧的一个重要手段，古代神童纪事中，关于神童敏捷对诗的记述是举不胜举的。
据《涌幢小品》所记，汪洙，鄞县人。九岁善诗赋。当他牧鹅经过供祠孔、颜等文人的宫殿时，见殿宇颓败，心中叹息，写诗曰：“颜回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地方官惊奇其才能，召见他。当时他穿着短衣衫。问他：“神童衫子何短也？”他答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

也据《涌幢小品》所记，泰和人郭中允，小时和一长者共浴一池。偶尔有一龟浮于水上，长者出对云：“龟浮水上分开绿。”郭中允对云：“鹤立松梢点破青。”崇安人翁迈，年十三岁，以聪明敏慧成为郡里头一名。邑宰欧阳竦出诗以试他，诗曰：“笋出钻钻天。”他应声对曰：“蕈生钉钉地。”郡守看他年幼，对他不以礼相待。问他：“小解元读何书？”他答曰：“《诗》之《相鼠》篇。”都是讽刺郡守的。后设宴，小艺妓上前请他题诗，他当即题诗云：“年未十三四，娇羞懒举头。尔心还似我，全未识风流。”郡守大为称赞。陈佑山之子，年少聪慧，九岁时，陈佑山指笔架作对说：“笔架如山，”其应对曰：“棋盘似洛。”又说：“苏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对曰：“程门二弟兄，德义堪尊。”贵溪人周一经，六岁跟随父亲入郡，朝阳东升，人出对云：“东方日出天开眼。”其应声答曰：“西岳山高地出头。”京山人王格，五岁时，父读书时，他侍其侧。父令对曰：“眷台四角正。”应声答曰：“佛殿两檐高。”

另据《儿世说》记，詹金龙，五岁时皇帝召见，以果品赐给金龙。他对曰：“一盂果子赐五岁之神童。”皇帝曰：“三尺草莽。”他对曰：“万年天子。”李东阳，被举为神童，入朝见皇帝，因人小跨不过门槛。皇帝说：“神童足短。”他对曰：“天子门高。”何妥，八岁，顾良与他开玩笑说：“汝姓是荷叶之荷，为河水之河？”他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为新故之故。”张玄之，八岁时缺齿。别人对他戏言：“君口中何为开狗窦？”他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思维敏捷，反应迅速，是神童超出一般幼儿的一个重要特点。我国古人虽然没有确定幼儿智力水平高低的客观标准，但反应快慢是一个主要标准。大量的有关神童的记述都说明，神童之所以反应敏捷，是因为他们理解力强，善于掌握事物的实质，抓住问题的关键，能很快地对问题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分类、抽象、概括、归纳、推论，在此基础上迅速找到答案。所以古人把反应敏捷作为神童的一个主要特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三、记忆力强

记忆力强是我国古代神童的又一特点。据刘劭《幼童传》所记：乐安任嘏，十二岁就师求学，过目不忘，一年通三经。当时乡人歌曰：“蒋氏翁，任氏童。”说蒋家之人，大器晚成，老而方笃，任家之童，幼儿多慧。张霸七岁，通《春秋》。宛人任贤，年十二岁时，明《诗》、《易》、《春秋》，因而被人号称任圣童。贾逵十岁，已能背诵六经。夏侯渊之子夏侯荣，七岁时就能日诵千言，文帝听说后请他去，当时宾客百余人，每人只奏答一遍，夏侯荣便能说出其姓名和籍贯。元文遥年十岁，当时《何逊集》初传入洛阳，他只看一遍便能背诵。晏年十四岁，杨年十一岁，宋真宗亲自考试九经，不漏一字。金太宗时，东平童子刘天骥，七岁，能通《诗》、《书》、《易》、《礼》、《春秋左传》、《语》、《孟》。舍利弗生，八岁，能诵十八部经书。释道安七岁，过目成诵，他十二岁时出家，他的师傅交给他《光明经》一卷，不下万言，释道安看罢，即还其师，复诵，一字不差。

另据《儿世说》所记：长孙绍远，年十三，王硕以月令试之，读一遍，便能背诵如流。虞荔，九岁，别人考问他五经十事，他对答无一遗漏。贾逵，五岁还不会说话，其姐常带他到私塾听读书，他都默记了下来，后来一能说话，便背诵如流。王粲，十四岁，读道边碑文，背诵不失一字。

神童们惊人的记忆力，在记忆的各种品质中表现了出来。他们有的记忆敏捷，过目成诵；有的记忆准确，一字不差；有的记忆持久，终身不忘。记忆力是构成智力的重要因素，要有超常的智慧，必须有超常的记忆力。

神童们为什么会有超常的记忆力呢？古人认为是先天决定的，这不同于其他学问可以勤奋学习得来。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人之学问，皆可勉强，惟记性各有分量，必禀之天。”这种认识虽不科学，但是有些幼儿由于遗传素质的优异，他们在学习中记忆力超出一般幼儿，这也是古今中外确实存在的客观事实。

四、求异思维能力强

神童大都想象力异常活跃，他们考虑问题时，常常会“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标新立异，异想天开，他们的思维方式往往不同于一般幼儿，求异思维能力很强。

据刘义庆所编《世说新语?夙惠》中记载，晋明帝数岁时，坐其父元帝膝上玩耍，当时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路上情况，来人告之。元帝接着问明帝说：“你认为长安远，还是日头远？”明帝答：“日远。因为从来没有听人说从日边来。”元帝惊奇。第二天，集群臣宴会，元帝便把此事告诉了群臣，又重新问明帝。而明帝回答说：“日近。”元帝大惊失色，问他：“你为什么和昨天说的不一样呢？”明帝回答说：“抬头能看见日头，却看不见长安。”据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所记，徐孺子，九岁，在月下玩耍时，别人对他说：“假如使月中无物，应当特别明亮吧？”他回答说：“不然，就像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据刘劭《幼童传》记，杨氏之子，梁国人，九岁，特别聪慧。孔君平前去拜访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不在家，他出来招待客人，为客人端果子，果中有杨梅，孔君平指着杨梅说：“这是你杨家的果子。”杨氏子马上回答说：“没听说孔雀是孔夫子家禽。”也是根据刘劭的《幼童传》所记，曹操幼子曹植，五六岁时智力便超过了*。孙权送了一头大象给曹操，想知其重量，“舒令置象大船，刻其水痕，称物较之，即得轻重。”

五、求知欲旺盛

认识兴趣浓厚，求知欲旺盛，勤奋好学，这是神童的又一特点。据《儿世说》记，祖茔，少年时特别喜欢读书，父母恐怕其过劳成疾，禁止他读书。他偷偷地将火藏于灰中，等父母睡觉后，然后燃火读书。并以衣被遮其窗，恐漏火光为别人察觉。范注，年少父母亡，住外公家，家贫无法供范注读书，范注在园中点柴以读书。据宋濂《王冕传》中所述，王冕七岁时死了父亲，靠母亲给有钱人家做针线活儿维持一家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母亲便把王冕送到人家去当牧童。当他放牛时，看到雨后，湖边的山上，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湖里十来支荷花，花苞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动，便产生了把此景画下来的想法。从此他开始学画，把放牛得来的钱，买了颜色和画笔等，天天练画。因家里穷，点不起灯，他每天晚上便偷偷跑到佛寺里去，坐在泥塑佛像的膝盖上，借着长明灯的灯光，常常读书、学画到天亮。那些泥塑的佛像，龇牙咧嘴，青面獠牙，奇形怪状，狰狞可怕，王冕好象没看见似的，专心致志地学习。他后来成了元朝末年有名的民间画家。

六、各方面成熟较早

古代神童，不但智力发展比一般幼儿快，而且其它方面比一般幼儿成熟得早。据刘劭《幼童传》记，丘养浩，三岁父亲抱其去外祖父家，第二天，他就自己跑到了外祖父家，后父亲找到了，诘问他，他答曰：“门墙红圬，折而小巷，知为外家也。”有一天，他在外祖父家玩耍，拾得一颗巨珠，奉还给了外祖父，外祖父问他：为什么不给你母亲，他答曰：“实翁家物，安得奉母。”可见其不但智力早慧，且道德观也形成得早。据《儿世说》记，袁君正，数岁时，父患病，君正昼夜侍奉，别人劝他休息一会儿，他答曰：“尊患未瘥，眠亦不安。”王修，七岁丧母，母在社日时亡，来年，邻里修社，他感念亡母，哀甚。王泰，数岁时，祖母散枣栗于床，其他小儿竞相取之，唯独王泰不动，祖母问他，他说：“不取自当得赐。”孔融，四岁，与兄食梨，每次都取小梨，别人问之，他说：“小儿法当取小者。”张元，六岁时，祖父将其就井旁洗浴，张元不肯，说：“不能亵露其形于白日之下。”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这些神童们在对父母的感情上、在道德观念上乃至在伦理观念上都超过了同龄人，成熟程度和智力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

七、神童议

自古以来，关于神童的议论是很多的，大都是围绕着神童的超常智力发展水平是受之于天还是受之于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先天遗传和后天的环境教育各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展开的。对这个问题，我国古代学者有的认为先天因素起决定作用，人生来就有智愚之分，神童是先天命定的。有的学者认为神童是后天学习和教育的结果。但大部分学者既肯定神童先天禀赋高的这个事实，又重视后天环境和教育的作用。

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就说，人的学问皆可以勉强，“惟记性各有分量，必禀之天。”他把人的记忆力的先天因素比作一个人下围棋，认为一个人下棋水平，尽其全力终有个限度，达到这个限度，虽只是一子，到老也不可能增加。他以吴元献、杨文公为例，元献十四岁，文公十一岁，真宗亲自试以九经，他们不漏一字，他认为“此岂人力可至哉。”他认为先天素质是造就神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顾先天素质的好坏，一味想把禀赋一般的幼儿都培养成神童，那是十分愚蠢的。他说：“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书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避暑录话》卷上）小儿从五六岁进行教育虽然不算过早，但是“绝其视听”，每天向稚嫩的幼儿小脑袋里灌输那些缺乏感性经验的抽象的“五经”，然而“儿非其质”，在那些不顾幼儿先天素质如何，而只期望将其子培养成神童的家长的残酷的“教育”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叶梦得的看法虽不全面，但他肯定神童先天因素这一方面是可取的，应量才而教。

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比较全面的是王安石，他根据实例，从反面论证：神童的智力虽然先天的基础很好，但如果得不到后天的教育和培养，神童们好的先天因素不仅无法发展，反而会遭到泯灭。为此，他特地写了一篇题为《伤仲永》的文章，对神童的先天因素和后天教育进行了分析、议论。《伤仲永》是我国古代探讨神童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献。它明确告诉人们：神童既是“受之天”，更要“受之人”；即使“受之天”的因素再优越，但如果“不使学”、“不受之人”，那也只会遭到“泯然众人”的命运。他说：“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矣。”他强调在神童优异的先天因素基础上，加强后天教育，不使其“为众人”，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

童子科

怎样把那些智能发展出类拔萃的幼儿选拔出来加以培养使用，是我国各个朝代都十分重视的问题。我国早在汉代就注意到对才能优异的少年幼儿的特殊培养、选拔和使用，开始有了童子科。到了唐代，在科举考试制度中正式设置了童子科。以后历代皇朝虽时断时续，但还是基本上保持了童子科，形成了一整套选拔神童的制度和方法，确定了一些基本内容。这种对才能超常幼儿的选拔措施，不仅在我国教育史上，甚至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一、汉代察举制中的童子科

汉朝建国以后，以秦朝亡国为鉴，欲招贤纳良，共同治国。为选纳贤良，汉代实行察举制，汉代的察举制中选举科除了有贤良方正、孝廉和秀才、明经科外，为了选拔才能优异的幼儿还专门设置了童子科。汉代的童子科，是选年龄在十二到十六之间，能“博通经典”的入科。这科最早可追溯到汉初，当时萧何在他起草的吏律中曾提议，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能得为史”，成绩优异的竟可任尚书、御史等官职。（《文献通考?选举考?童科》）后汉时左雄积极改革察举制，坚持考试，严格选举。他奏请皇帝：召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同上）他还把聪明通经的汝南的谢廉、河南的赵建章亲自推举为童子郎，当时谢廉、赵建章年仅十二岁。汉朝的选举法中规定：“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同上）当时在太学中有不少风云一时的“神童”、“奇童”、“圣童”。“任延年十二，为诸生，显名太学中，号为任圣童。张堪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杜安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黄香年十二，博学经典，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同上）司马郎十二岁试经后得为童子郎，因身材高大受到隐瞒年龄的怀疑，他理直气壮地说：“郎之内外，累世长大，郎虽稚弱无仰高之求，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同上）监试之人十分惊异。

二、唐代科举制中的童子科

汉代始设童子科后，从汉到唐这段历史时期内，由于多战乱，社会很不稳定，政权更迭比较频繁，人才选举制度很难实行，即便开科取士，也只是选拔那些懂治国用兵之术的贤良。至于那些才能优异的少年幼儿就被忽视了。这段历史时期内有史料可查的关于童子科的记载，只有《梁书?武帝本纪》所记：“武帝天监七年七月，置童子奉车童。”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始设置进士科，为中国科举制度之始。到唐代科举制发展、完备了起来。唐朝取士途径有三条：由学校出身的叫做“生徒”，由州县考送的叫“乡贡”；由天子亲自诏的叫做“制举”。生徒等要礼部参加省试，参加礼部省试的科目，常设的有秀才等六科，非常设科目有童子科等。唐代的童子科和科举制度中的其它科一样，有严格的规定。考试内容、方法，应试者的年龄和入选者的使用等都有条文*。唐刚开始设置童子科时，规定入选者年龄必须在十岁以下，“凡童子科，十岁以下。”到后来又规定“实年十一、十二以下”。考试内容，要求能一经以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并且要“自能书写者”。“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唐代的童子科有一个不断完备的过程，它开始于唐太宗、高宗年间（公元627年—655年），到了代宗广德二年五月，礼部侍郎杨绾发现童子科有使幼儿凭其小聪明而获官的可能，“恐成侥幸之路”。他奏请罢废了童子科。到代宗大历三年又重新开设童子科。下诏要每年都要考选年龄在十岁以下，通一经兼《论语》、《孝经》者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等一同考试。到文宗开成二年，皇帝下诏各道，禁止滥荐童子，“冀绝幸门”，但“虽是有命，而以童为荐者，比比有之”。可见当时推荐神童以应特科，已成为社会风气，虽天子有令也难禁绝。到宣宗大中十年，对荐送童子又做了详尽的规定，为了保证童子科的质量，申饬诸道“荐送童子，并须实年十一、十二以下，仍须精熟一经，问皆全通，兼自能书写者”。如果选送那些年龄已过，并且才学平平之辈入京参加省试，那么“本道长吏亦议惩法”。从以上可以看出，唐代的童子科经历了设置到诏禁再到复置的这样一个发展、完备的过程。开始时，发现童子科的弊病后，采取取缔的办法，但“虽是有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后来发现光是罢停不是办法，还是要用具体详尽的规定来堵童子科中纰漏才是正道。

三、五代时期的童子科

五代时期为时不过五十年，在*的条件下，科举考试衰微，童子科也弊端丛生。后唐明宗天成三年，曾勅令各道，斥责了解送童子不负责任的现象：或年龄渐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针对这种现象，明宗明令：“自此后，应诸道州府如公然滥文解，略不考选艺能，其逐处判官及试官，并加责罚。”

对于当时童子科所存在的弊病，后晋的礼部侍郎张允也看到了，他在给高祖的奏折中说：“童子每当就试，止在念书，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及名成贡院，身返故乡，但刻日以取官，更无心而习业，滥蠲徭役，虚台官名。”对童子科的认识比较深刻的是后周的翰林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贡举窦议。他认为，人们都把推举参加童子科省试的幼儿称为神童，“既幼稚之年，禀神异之性，语言辨慧，精才英奇”。这样的特殊幼儿不一定是每一年，每一州县都有。所以，应该“出于自然，有则可举”。没有，则也不要为凑童子科数，而强举。他认为，童子科的主要弊病在于：使世人为了中童子科使子孙为官，而不顾幼儿的年龄特点“抑嬉戏之心，教念诵之语，断其日月，委以师资”。到省试时，有的虽念诵分明，但年龄稍过，有的虽年龄适中，但念诵未精，这样，裁定中否，家长不服，引出许多纠纷来。为此他提议使童子“任改别科赴举”。

五代时的辽设立了“经童科”。规定：凡士族或庶族地主的子弟，年龄在十三岁以下者，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通十三题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题以上，为中选。（《辽史?世宗本纪》）辽的经童科，是在世宗继位二年以后设立的，基本上是按唐代童子科制而行。

四、宋代的童子科

宋代的童子科也似唐代，几复几罢，在复罢过程中，童子科也逐步完善起来。宋代童子科有其特点：其一是对奇异童子皇帝往往亲试之；其二是到宋代后期，将童子科分为上、中、下三等，有不同的考试内容和不同的待遇。宋代关于皇帝亲自考试童子的事例很多。据《宋史?太宗本纪》所云：杨亿，能言时母教以小经，七岁能属文。太宗闻其名，特令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去考试词艺，后送京城，天子亲自试之，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深加赞赏，后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另据《晏殊传》所记，晏殊七岁时能属文。景德年初，以神童被推荐。宋真宗召晏殊与进士千余人一起进行廷试，而晏殊不胆怯，下笔立成。后二日，复试诗赋、论时，当晏殊看其赋题后，对真宗说：“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真宗爱其不欺，多次称赞。赐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使其在秘客读书。据《宋史?神宗本纪》云：神宗元丰七年，神宗于睿思殿亲试饶州童子朱天申，赐五经出身。宋高宗在建炎二年，亲试童子朱虎臣，赐金带以宠之。因为宋代皇帝对神童选拔比较重视，所以所选神童大都名?/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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