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公元803-853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多年在外地任幕僚,后历任监察御史,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注重军事,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人谓之小杜,以别于少陵。七绝龙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盛唐大诗人,号称“诗圣”。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1962年,杜甫诞生1250周年时,世界和平理事会把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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