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的淮西兵变

绍兴七年（1137年）八月八日，南宋军队原隶属刘光世所部的统制官郦琼、王世忠、靳赛等发动叛乱，杀死监军官吕祉等人，裹胁全军四万余人，并百姓十余万投降金人傀儡伪齐刘豫。这一震惊朝野的事件，史称“淮西兵变”。兵变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仅在当时使南宋对金人和伪齐的军事前沿的江淮重地，突然处于防卫空虚的状态，而且成为后来南宋对金人战略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尽管此后不久金人废掉了刘豫伪齐政权，丧失了一支重要的辅助力量，但因为兵变给高宗政权造成的消极影响尚未消除，致使南宋方面失去了一次极为宝贵的，也是极为可能的收复故土的历史机会，更令后世史家为之扼腕长叹。
后人研究这一事件，传统观点认为，是时任右相的重臣张浚志大才疏、刚愎自用，没有将这支部队交给岳飞，而任用文官吕祉为帅，导致了事件的发生，应该对此事负有主要责任。最近这些年，包括一些权威学者在内的很多人认为，由于宋朝自太祖始即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国策，防范武人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高宗、张浚不惜出尔反尔，不把这支部队交给岳飞统帅。
下面这条历史资料，一直被当作一条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种观点。《宋史岳飞传》：“诏（岳飞）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这段资料极其生动，此事也多见于其他史料，其真实性大抵无可质疑，因而被学者们广泛引用。然而，这段记录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即张浚和岳飞对话的具体时间，在这条记录中没有提及。在其他资料中，小子也没有找到这件事的具体时间。
根据史料，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岳飞给高宗写了一道奏疏，即后来十分著名的《乞出师札子》，陈述对金人作战的意见。高宗看罢岳飞此奏札，当即亲笔批复道：“览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不止如此，他又亲笔命令王德等人听从岳飞节制。紧接着，又连续下达两份御剳给岳飞，一再表明态度。（详见《鄂国金佗续编卷一》）。张浚管辖的三省和都督府在三月十四日岳飞离开建康行在时，也下发三个省札和都督府札，授予了岳飞极大的权限。其中的都督府札则将刘光世军的人马清单，开列得清清楚楚，交由岳飞“密切收掌，仍不得下有司”。（详见《鄂国金佗续编卷八》）。所谓“密切收掌，仍不得下有司”是因为一则当时刘光世尚未被正式罢免，依然是该部队的统帅；二则是此事属于朝廷高度机密，此时尚不宜公开。
岳飞辞朝的时间是三月十四日，很可能第二天即离开建康行在。如果张浚与岳飞的对话发生在三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之间（或者最迟到岳飞动身前），显然就与上述这些史实形成了鲜明的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又该如何解释呢？
邓广铭先生这样说：“在这次进行所谓并军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原即存在着一个疑窦；虽则赵构已有《御札》给王德等人，令其‘听飞号令，如朕亲行’；虽则张浚的都督府也已经把刘光世所领的全部将官、人马开列了清册，要岳飞‘密切收掌’；可是始终却没有用皇帝或*的名义给予岳飞一道更直接、更明确的公文，指令他去收编刘光世的全部部队。事件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这正是君相两人预定下的，为他们的可能变卦留下的一个余地”。（详见邓著《岳飞传》第九章）
可是，邓先生随后的行文，不知为何，明显地打乱了史实的故有顺序，却未深入阐明其原因。因此，邓先生的文章中也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逻辑上讲不太通。
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段对话发生在岳飞刚到行在后不久。当时罢免刘光世的动议已经提出，朝野上下对于该部队的继任统帅问题十分关注。张浚曾经和不少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岳飞是其中之一。由于他们二人个性都十分鲜明，在讨论问题时发生激烈争论其实是相当正常的。只不过，这种争论事后被人夸大或曲解了。刘光世正式被罢免，是在三月二十二日。当日，张浚将该部一分为六，一并直属都督府，由都督府的参谋军事吕祉节制，王德担任提举训练诸将军马事。（详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绍兴七年三月甲申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必须加以注意：吕、王二人均未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正式统帅。此时的岳飞，早已离开行在。同时，这个细节也证明，岳飞与张浚的争执最晚也应当发生在三月十一日之前。也就是说，在岳飞离开行在返回鄂州时，就这支部队的归属问题已经与高宗、张浚达成了某种共识，至少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
历史资料表明，欲以吕祉、王德搭档统领刘光世属下部队，是张浚最早的设想。他曾经就此征求过不少人的意见，其中包括岳飞。对此持有异议的，也并非只有岳飞一人。张浚现在的人事安排，和他最初设想很象，不明就里的人很容易认为张浚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王增瑜先生目前是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他对于张浚行为的解释是：“张浚不满于当空名都督，企图将行营左护军作为都督府的直属部队；而岳飞‘宣抚诸路’，其实已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都督的职权。张浚一向自视甚高，去冬淮西的胜利，更使他居功自傲，忘乎所以。在他眼里，统一节制全*马，指挥北伐战争，只有自己才名实相符，岳飞是不够资格的”。（详见王著《岳飞新传》第十二章）。
小子以为，王先生的说法有失偏颇。首先，张浚当时独自为相，兼任都督，执掌文武二柄，位高权重，所有将帅都要听从他的指挥，何必亲自掌握一支军队？其次，他对岳飞早有了解，并且很是倚重。《宋史岳飞传》：“（平杨么）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又《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九“张浚出视师”条：“公於诸将，尤称韩世忠之忠勇，岳飞之沉鸷，可依以大事”。还有一条记录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绍兴七年二月庚申条附注：“《赵鼎事实》云：驾至建康，当轴者以光世不足仗，遣其腹心吕祉诱胁之，俾请宫祠，罢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飞，为北向之举。案此又与秀水录所云张浚据摭岳飞之说不同”。
岳飞得知此人事安排的消息，应是在返鄂途中。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卷第一中收录了高宗写给岳飞的一条御札：“览奏备悉，俟卿出师有日，别降处分。淮西合军，颇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亲笔，须得朝廷指挥，许卿节制淮西之兵，方可给付。仍具知禀奏来”。显然，这是高宗对岳飞某道奏疏的答复。岳飞当时的奏疏，没有保留下来，我们无从知晓具体内容。但可以推测，岳飞接到的消息，必定是似是而非的，内容与当初商定的方案有所不同，是以上疏询问究竟。可见岳飞在最初得到消息时，还是比较理智的。
高宗的回复，显然是受到通讯手段的*，所以含糊其词，也没有解释具体原委。其中“颇有曲折”四个字，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极大。邓先生、王先生都将其解释为高宗、张浚因担心岳飞权势骤然增加，会威胁到皇权的稳定，是以变卦，改变了以前的部署。
如果将高宗的御札与张浚的具体安排结合起来看，高宗、张浚君相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张浚将此军暂时控制在都督府领导之下，待到兴兵出师之日，再正式交付岳飞统率。这并不是他们出尔反尔的表现。
那么，张浚的作法是否合理呢？
不应当忽视，罢免刘光世这样的大帅，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刘光世留下的，也不仅仅只是一支五万多人的军队，还有许多钱粮、财物。作为比岳飞资格老很多的张俊、韩世忠，不可能对这支队伍没有什么想法。
韩世忠和刘光世素有嫌隙，虽经过高宗亲自出面调解得以缓和，但是否彻底冰释前嫌，谁也说不好。且王德曾经杀过韩世忠手下大将，亦可见两军间积怨之深。所以，在讨论刘光世部队归属时，未曾有谁提到，可将此部交给韩世忠。
岳飞曾是张俊部署，因晋升很快一直为张俊所忌。淮西之战，岳飞因驻守上游未能参与。主要战功属于张俊、杨沂中。在这种情况下，岳飞猝然接掌刘光世的军队，郦琼诸将或许可服，但张俊必定不服。
尤为重要的是，北伐中原，不是哪一大将、哪一部队的事情，是需要上到君臣、将相，下至各部军官、士卒保持基本一致，团结奋战。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所以，淮西合兵本身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处理不好，必然引发新的问题。仓促间立即将部队交给岳飞，未必能够保证不出纰漏。这就需要身为*首脑的张浚，必须去做大量的协调工作。
就当时具体情况而论，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保持住这支队伍的稳定。所以，张浚的作法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办法。事实上，罢免刘光世后，张浚立即赶往淮西视师，安抚诸军，为的就是保持部队的稳定。
宥于当时通讯手段的*，也可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更可能是张浚本人的疏漏，他没有派亲信将其中的原委完全告诉岳飞，致使岳飞对这种处理产生了误解。
由于岳飞当时已在返回鄂州途中，其中原委无法与张浚面对面沟通，对张浚产生一些严重误解，认为他心口不一，反复无常。这是对张浚人格信任的动摇，自然不便直接表述出来。所以，岳飞在抵达江州的时候，以“与宰相议不合”为由，上章乞请解除兵柄，为母亲服完余丧。岳飞的错误在于，他不等朝廷回复，便径直赶往了庐山。这就是所谓的擅自弃军而去。
张浚交给吕祉的实际任务只是监军，而非正式统帅主官。至于任命王德为该军都统制，则是在朝廷四月十六日收到岳飞请辞奏疏以后的事情，且是枢密使秦桧和知枢密院事沈与求提出的主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一》：“（绍兴七年五月乙丑）初，刘光世之罢也，以其兵隶都督府，而秦桧与知枢密院事沈与求意以握兵为督府之嫌，乞置武帅，台谏观望，继亦有请，乃以相州观察使行营左护军前军统制王德为都统制。德，光世爱将，故就用之”。张浚反对这个任命，并上奏，“奏其不当”。（见《宋史张浚传》）这也证明，张浚其实并非将岳飞等人的警告置若罔闻。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秦桧曾直接介入当时各种矛盾的确凿证据，但他参与了淮西合兵的全部过程却是事实。当时秦桧的作为一直未曾引起人们的重视。秦桧为人阴险，做事手段极其高明、隐蔽，很难在相关史料中找到清晰的记载。但如果对现有资料仔细推敲，依然可以看出一些痕迹。作为枢密使，他不可能不了解张浚的战略部署，也不可能不知道王德与郦琼等人的矛盾。可他却在该部队具体归属这一实质问题尚未尘埃落定之际，以“督府握兵为嫌”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说服高宗改变了张浚人事的安排，为激化王德与郦琼等人的矛盾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上说，淮西兵变的祸根应该是由秦桧埋下的。朱子在谈论淮西兵变时曾说：“此事似不偶然。如虏人寇虐，刘豫不臣，但无人敢问著他。至此屯重兵淮上，方谋大举，以伐刘豫，忽然有此一段疏脱，遂止”。
当时，因赵鼎的去职，相位出现一个空缺，秦桧新任枢密使不久，那么觊觎这个位置，完全符合他追求权力的一贯作风。然而，无论张浚抑或岳飞，一旦真正掌握刘光世的军队，其权势必然大大超越其他同僚，那么，秦桧若想实现很快自己的意图，必定愈加艰难。另外，如果张浚和岳飞就北伐战略达成一致，将相二人必将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团结一心，并肩作战。这样，不仅消灭伪齐，恢复中原故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迫使金人屈服投降，收回燕云诸州，也绝非不可企及。只不过，秦桧的个人野心必然终成一梦。所以，秦桧具有阻挠、破坏淮西合兵的充分动机。顺便说一下，岳珂曾认定秦桧在暗中上下其手，阻挠淮西合兵。尽管他并未提出有力证据，可应该说并非空穴来风。
秦桧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肯定在他的言行间流露出一些痕迹，被时任执政的张守看到了。《宋史张守传》：“守尝荐秦桧于时宰张浚，及桧为枢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阁执浚手曰：‘守前者误公矣。今同班列，与之朝夕相处，观其趋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陈于上。’”张浚是否向高宗谈论了秦桧，尚未发现有明确的资料。不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四提到了这样一件事：“（绍兴七年九月）戊寅，上致斋于射殿，书羊祜传赐枢密使秦桧”。高宗熟读经史，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大家，经常手书历史上名人的传记赐给大臣，或是表彰鼓励，或是暗示警谕。羊祜是晋初名臣，有大功于晋室，但为人低调、谦逊，不与人争。《晋书羊祜传》：“时王佑、贾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让，不处其右”。高宗显然在暗示秦桧，应当象羊祜那样，不可于功名太切。所以，张浚或是其他人，一定对高宗提到过秦桧的不当表现。张浚直到罢相时才说：“与之（秦桧）共事，始知其暗”。（见《宋史张浚传》）。至于秦桧究竟如何“暗”，张浚没有细说。可见，秦桧的手段必定异常高明，张浚虽身受其害，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本文如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添加抖音号：51dongshi（抖音搜索懂视），直接咨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