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太宗书法遒劲，诗文气势却远不及汉高宋祖？

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代表了这一时尚。在行、草书方面，尚守晋代王派之法度，以王羲之为宗师，新意不多。初唐书家除了以上四家外，还有钟绍京、陆柬之、王知敬以及唐太宗等人。

太宗喜好书法是很出名的，为了培养书法人才，在*国子监下辖的六学中就包括有书学。此外，弘文馆也设置有书学，《唐六典》卷8<弘文馆》载:“贞观元年，敦见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法书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唐朝的这种教育*对大量培养书法人才、促进书法水平的提高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唐代初年就在科举考试的科目中设置了明书科，专门录取在书法方面有造诣的人才，也就是说只要在书法方面有所成就，也可以通过科举而获得做官的资格，这对鼓励人们学习书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朝规定吏部每年主办一次*铨选，参加铨选的人要进行身、言、书、判的考试，通过考试后才能授予官职。其中“书”就是指书法考试，可见唐*对*的书法要求之严。这一切都与太宗重视与爱好书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太宗李世民在武德时期虽然也爱好书法，但由于忙于平定割据的战争，戎马住惚，尚无暇顾及这种爱好，即皇帝位后，遂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书法的发展。学习书法的第一步就是临摹前代书法家的字迹，临摹得法与否是学书成功的关键。太宗对这一点有独到的见解，他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然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这种见解深得学习书法的要领。

太宗还认为初学书法时要做到心神正、志气和，“心神不正，字则歌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全唐文》卷10)。他还根据自己长期学习书法的体会，总结出了一套笔法要诀，对字的点、划、擎、竖、戈、环、波等笔画的写法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和体会。太宗认为任何技艺都没有学不精的道理，关键在于能否做到专心致志，只要用心苦练就可以取得成就。

他认为学习书法一味苦练还不行，还必须多动脑筋思考，不断地总结经验。他还认为“学书之难，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全唐文》卷10。就是说学习前人书法重在神似，形似是次要的，只要做到形神兼备，便可达到古代名家的水平。

太宗最为推崇的前代书法家便是晋人王羲之，他一生搜集了许多王羲之的墨迹，据(唐会要》卷35《书法》载，说他共得钟、王真迹“一千五百一十卷”。《宣和书谱》卷1说他:“雅好王羲之字，心慕手追，出内铨金帛，购人间遗墨，得真、行、草二千二百余纸来上。万机之余，不废模仿。”

太宗为了得到王羲之最著名的作品(兰亭序》，还留下了一段有趣的佳话。据宋人施宿所撰的(会稽志》卷16载:(兰亭序)自南朝梁末*以来从宫廷流入民间，陈朝天嘉（560-566）年间为僧人智永所获，后将它献给了陈宣帝。隋朝灭亡陈朝后，(兰亭序》便为时任灭陈统帅的晋王杨广所得。杨广对它并不珍惜，僧果向他借去拓摹，杨广当了皇帝以后竟把此事忘记了，没有向僧果索讨。

僧果死后，其弟子僧辨才便得到了(兰亭序》。李世民当秦王时曾经得到过《兰亭序》的拓本，十分惊喜，便命人四处求购真迹，却没有得到。后来得知辨才手中有《兰亭序》真迹，便派欧阳询前往求之，获得后献给李世民，时在武德中。

另据《法书要录》载:《兰亭序》为僧智永所获，智永死后，为其弟子僧辨才所得。贞观中，太宗在听政之暇锐意学习书法，虽然获得了不少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唯有《兰亭序》真迹一直无法获得。当听说此物在辨才手中后，遂下诏将其召入京师，在内道场供养，并追问《兰亭序》的下落。

辨才称在其师生前确曾见过此物，但自其师死后，屡经战乱，已经失落不知所在了。太宗无法，只好将其放归越州(今浙江绍兴)。以后又召入京师追查此物，前后三次，竟不能使其献出此物。于是宰相房玄龄向太宗推荐监察御史萧翼，乃梁元帝曾孙，多智谋，有才艺，可命其前往越州设法获取《兰亭序》。萧翼化装成商贾潜往越州。

萧翼又伪装成潦倒书生，日暮入辨才所居寺庙，拜佛观壁画，从而得以接近辨才。由于其博学多才，与辨才颇能谈得来，两人弈棋赋诗，谈论文史书画，相见甚欢，一连住了十余日。一天，萧翼拿出了梁元帝自书的《职贡图》给辨才赏玩，又谈论起了书法。萧翼说自己也喜欢二王书法，并随身带有数帖。辨才看了后说:“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萧翼问:“何帖?”答日:“《兰亭》。”萧翼笑日:“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响榻伪作耳。”辨才详细告知此物的来历，并邀请他明日前来观看。

次日，萧翼见到了《兰亭序》真迹，故意说它是拓本，两人反复辩论不休。后来萧翼乘辨才离寺之机取走了《兰亭序》，并通过当地都督齐善行唤来辨才，告知他奉敕命前来索取《兰亭序》。辨才闻言，当场昏倒，“良久始苏”。

萧翼回到京师长安，献上了《兰亭序》，太宗大喜，给他升官赏赐。太宗虽然怒辨才秘吝，因其年迈，不忍加刑。“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救越州支给。辨才不敢将入己用，乃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后来太宗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分赐太子及诸王、近臣。太宗病危临终前命令将《兰亭序》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关于此事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种是说宰相褚遂良奏请将其葬入昭陵，另一种记载说太宗命高宗李治在其死后葬入昭陵。

关于萧翼智取《兰亭序》的故事，流传颇广，南唐大画家顾德谦还以此事为题材创作了一幅《萧翼取兰亭图》。宋人桑世昌是大诗人陆游的外甥，曾撰有《兰亭考》一书，共十二卷，也提到过这个故事。关于唐太宗与《兰亭序》的故事尽管许多典籍都有记载，但大体上都不出以上这两种说法，只是在一些小的细节上或时间上略有出入而已。

太宗学习书法主要还是师从虞世南。虞世南曾师从僧智永，而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曾在山阴永欣寺为僧，人称“永禅师”。他擅长楷书与草书，继承了王氏家法，虞世南跟从其学习书法，“颇得其体”。实际上智永的书法成就不如虞世南，关于这一点唐人已有评论。由于其是王氏后裔，太宗又酷爱王羲之书法，因此名气甚大，求书者踏破了“铁门限”。

太宗跟随虞世南学书，虞世南死后，由于褚遂良深得王氏书法真谛，故又成为太宗的侍书，经常侍候太宗一同研究书法。太宗在练习书法时对“戈”字偏旁经常写不好。有一次，太宗写“戬”字，只写了一半，留下了“戈”字偏旁未写，命虞世南补全此字，然后令褚遂良评论。褚遂良说:“今窥圣上作，惟‘戬’字戈法*真。”(陈思《书小史》卷1)太宗对其眼光非常钦佩，从此更加勤奋练习。

由干太宗勤学苦练，加之方法得当，又有名家指点，因此书法水平提高很快。房玄龄说太宗笔力超过了前代的名家张芝等，这话有些夸大，但太宗的书法水平较高却是不争之事实。《唐朝叙书录》一书说太宗的“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唐会要》卷35《书法》说:其“笔势惊绝”。可见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正因为如此，太宗也时常以自己的作品赠人。如贞观十八年(644)五月，他用飞白书写了“鸾凤、蟠龙”等字于扇面之上，赐给长孙无忌、杨师道二人。

飞白是枯墨用笔的一种书体，笔画中微微透白，故名“飞白”。此外，太宗还用飞白书写了“凤莺冲霄，必假羽翼，股肪之寄，要在忠力”赐给了马周。他给戴至德写了“泛洪源，侯舟揖”;给郝处俊写了“飞九霄，假六翩”;给李敬玄写了“资启沃，罄丹诚”;对臣下或寄予重望，或予以勉励。太宗的行书也写得很好，代表作有《温泉铭》、《晋祠铭》，并流传至今。

唐太宗晚年书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唐代书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书法作品成为当时人们追求的对象。如贞观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太宗在玄武门设宴，召请在朝三品以上*参加。太宗一时高兴，操笔作飞白之书，当时群臣乘着酒兴，纷纷从太宗手中抢夺，刘洎竟然登上御床，抢先夺得。那些没有抢到的大臣纷纷指责刘洎擅登御床，罪当死，请求太宗将其交给法司惩处。太宗笑了，本是君臣同乐，太宗当然不愿因人一时的失误去扫众人之兴。

唐太宗还非常喜欢撰写诗文，仅《全唐文》就收录了他的文章七卷，《全唐诗》收其诗作六十九首(这些诗全为太宗的作品，但《全唐文》所收的文章却不一定都是他的作品)。这些文章大体可分为赋、诏敕、册文、书、序、祭文、令、政论、书论等类型，其中诏敕、册文、书、祭文等大都不是出自太宗的手笔，而是有关*以太宗的名义撰写的，其他类型如赋、政论、序、铭等应为太宗所撰。太宗的这些文章全为骈体文，语多用典，讲究对仗、押韵，辞藻华丽，还未摆脱六朝绮丽文风的影响，这也是唐朝初年文坛普遍存在的问题，并非太宗一人如此，当然这些都是无可称道的。

然而太宗毕竟是一代英主，有些文章的内容还是比较充实的，尤其是政论文章，议论精辟，言之有物，多为他长期执政的*经验的总结。其中《金镜》一文对历史上的治乱成败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而总结出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也不乏名言警句。《帝范前序》、《后序》、《政本论》、《谕侍臣绝谗构论》等篇都是不可多得的政论文章，所论及的内容都是当时存在的比较重要的问题。

宋人评论太宗的文风时认为他功业雄卓，然而所撰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与其伟大的功业大不相称。其实这是时代局限性的表现，当时的整个文风均是如此，太宗个人也是难以突破的。

然而客观地看，太宗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其所撰的《小山赋》、《小池赋》等篇论气势虽不雄浑，与其叱咤风云的统帅风度很不相称，然其中也不乏刻画细致、辞藻典雅的段落。如《小山赋》中的“松新翠薄，桂小丹轻……才有力以胜蝶，本无心而引莺。半叶舒而岩暗，一花散而峰明”，《小池赋》中的“牵狭镜兮数寻，泛芥舟而已沉。减微涓而顿浅，足一滴而还深”，这些句子都得到了后人高度评价，所谓“渲染小字，工妙乃尔，可见才大者而心必细”云云(《全唐文纪事》卷4)

太宗的诗歌与文章一样，仍摆脱不了南朝风气的影响，其诗歌循规蹈矩，逐句相对，与普通文士无异，缺乏创业英主的豪迈气概。从《全唐诗》所收太宗诗歌来看，大体上为咏物、写景、述怀、巡幸、君臣唱和、宫廷生活等内容。这些作品的体裁从总体上看均为五言诗，矫揉造作，宫廷气息较浓，缺乏社会生活气息，这和他的帝王地位及生活环境有关，所以不可能创作出贴近社会生活的诗篇。从艺术形式看，风格单一，形式拘谨，缺乏感人的艺术魅力。但是仔细分析，太宗的诗作也并非一无是处。

首先，诗作内容*性较强，不少诗句都体现了太宗治国惠民、明慎刑赏、察善纳谏、节用惜费、发展生产的一贯思想。如他(咏雨》诗中的“和风吹绿野，梅雨洒芳田”，“花沾色更鲜，对此欣登岁”等句，从绵绵春雨联想到农业生产，把一个帝王期盼丰年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登三台言志》诗:“未央初壮汉，阿房昔侈秦。在危犹骋丽，居奢遂役人。岂如家四海，日宇罄朝伦。”指出了暴秦摧残人民，营作不息，致使天下鼎沸、社稷倾颓的历史教训，同时此诗也贯穿了他的轻摇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思想。

太宗诗作的另一特点就是某些诗篇抒发了他指挥千军万马，扫平割据，统一全国的不凡气概，这些诗大都写得气势雄伟，有较强的感染力。如《经破薛举战地》诗中“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等句，一扫往日辞藻纤丽、缺乏气势的缺点，无论是措辞还是气魄都有了较大的变化。

他的《饮马长城窟行》一诗，气势雄壮，视野宽阔，悲凉慷慨，为太宗诗作中难得的佳作。其中“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与“”等句写得最好，没有边塞战争经历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的。

总之，唐太宗的诗文虽然不少，其中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但总的来看，水平不是很高，尤其是缺乏宏大的气魄，与他的*、军事成就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要求一位皇帝创作出艺术水平上乘的作品，不免有些苛求。然而像太宗这样功业卓著的英主，又是驰骋疆场的伟大统帅，所谓文如其人，总得表现出一些不凡的气概吧。

像汉高祖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和宋太祖赵匡胤的“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的雄伟气概，在唐太宗的作品中是找不出来的。不过唐太宗也有自知之明，贞观十一年(637)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编太宗文集，被他以“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贞观政要》卷7)为由，拒绝组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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